论坛：酷儿影展在亚洲的发展建设

时间：2011年6月17日晚19：30

地点：北京 鼓楼

论坛出席代表：林书怡（前台湾女性影展策展人）钟德胜 (香港独立电影组织“影意志”负责人），Marie Vermeiren（”粉红银幕”-非主流性与性别影展前创始人/布鲁塞尔女性影展主席），Sridhar Rangayan (孟买酷儿影展策展人)，北京酷儿影展组委会代表，LES+杂志代表，淡蓝网代表，东珍书院代表等。

杨洋:

今天已经是影展开幕的第三天了，从开始到现在不管是嘉宾、电影导演还是观众，基本上都跟我们经历了这个影展辗转京城，和我们一起打游击战这样一个过程。我其实很想知道大家这两天，尤其是我们的策展人，还有我们专门邀请的嘉宾们，可能这也是他们从来没见过的一个影展形态：原本的计划全部打乱，每天的场地都在变，每天的schedule都在变。我们明天的schedule可能今天才知道，后天的可能明天才知道。我想要先让这些策展人嘉宾谈一谈他们来到这里几天，跟我们玩了一圈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在座的像Marie和书怡也都是做影展的，我想从你们也是做为影展组织者的这样一个角度谈谈你们的见闻感受。

 

Marie Vermeiren:

我得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的状况，所以我们才来到这里。我知道靠一个全志愿工作的团队来组织一个电影节是非常困难的，像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很难想象你们正在做的事情有多么艰难，所以看到你们干的真的很精彩。

Sridhar Rangayan:

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拉拉团体在学校里面发起了印度的第一次的酷儿影展。那个时候比较顺利，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之后，她们没有得到钱方面的资助，就没有继续再发展这个影展。

之后有一个很长的停顿但是仍旧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一些展览在一些艺术中心举办。比如说法国文化中心或者一些艺术中心，因为这些地方相对来说被认为是比较可靠和安全的。他们在印度可以展示其他国家的电影。而且他们不需要去政府得到一些支持或者说允许来做这个事情。他们没有做的一件事是他们没有对公众或者在主流媒体进行宣传，而主要是在LGBT社群内部进行。

作为一个电影人，多年来，我一直非常希望在孟买，在宝莱坞的中心，举办一个（酷儿）电影节。但是说实话，我不太敢做，我知道肯定会遇到麻烦，因为孟买有非常强的宗教组织。之前曾经发生过的是，当电影在剧院中被放映的时候，宗教组织袭击剧院。比如当女同志电影在1995年放映时，那所剧院被袭击，被烧毁，于是电影节也就中断了。在2009年7月2号的时候，印度的最高法院改变了相关法律，不再视同性恋为一种罪。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即使这样，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想把这个电影展作为一个人权相关的电影展。

 

随着更多不同的人及组织的支持，我更大的梦想是把这些电影不单单放给这些LGBT的圈子看，而是把它们带到主流媒体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这些电影。在影展开始前我们几乎花了五个多月的时候去说服一些影院去放我们的影片。因为那些影院的负责人担心宗教政治组织会来烧毁影院。所以下面我要讲一下我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向政府相关部门去申请得到允许。政府同意了，但是同时也有一些条件：所有的观众必须是18岁以上，注册，且挂名牌。

 

一切都很顺利，而且我们的第一个记者发布会被登上了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还上了电视。然而，这个时候一个宗教组织却声称这个活动违背了印度的文化，应该被叫停。在一切不好的事情发生前，我们就去了警局申请了一个叫做FIR的东西来避免任何冲突的发生，有了这个就说明我们是进行注册备案的，可以使我们免于受到伤害。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剧院，还为了来看我们电影的观众。我们不希望有人对我们的观众施加暴力。很幸运的是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

 

在此期间，这个在孟买的宗教组织表示这个电影节非常好，因为它是一个发生在这个城市里的国际电影节。他们也为这个电影节感到骄傲，同时不希望电影节期间有任何不好事情发生。他们看到了电影节的名字，知道“孟买”，“国际”，“电影节”，但是却不知道“酷儿”是什么意思。第一届之后就开始越来越顺利，目前我们没有再遇到问题。由于我们请了很多大人物和宝莱坞的演员，人们也越来越支持我们。

 

我们邀请了很多名人，这也是我们电影节赢得了一些尊重的办法。还有一件你们可以参考的事情是我们当时开了一个小的闭门会议，邀请了很多媒体和记者。他们说了很多我们的好话

 

（这个时候朱日坤来了）

 

杨洋：我们论坛有一位新成员加入，这位是朱日坤，他是我们酷儿影展第四届的轮值主席，也是这一届原本的组委之一，之前因为一些原因暂时退出了组委会，但是他一直都在关注影展的进展情况，也提供了很多帮助。我们都说他是表面上”归隐田园“，实际上还“心系江湖”，这几天他一直都在给我发短信，很关心我们这边的情况。

 

朱日坤：我作为一个观众来参加的，我也不知道这次酷儿影展的安排呀，还有它的日程。其实我现在已经不在北京了，刚到这里来，所以我过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就这样。

 

我现在基本不参与什么跟电影有关的活动，可能以后也不再参与了。因为我觉得我所参与的所有事情好像都是很不顺利，不管是影展还是… 假如我参加这个酷儿影展，可能这个还会更加不顺利。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不再参加这个了。

 

我其实跟酷儿影展还是挺有缘分的。我女儿今年2岁，其实两年前，她在上一届的酷儿影展闭幕的最后一天出生的，当时我去了医院，参加不了闭幕式。今年带她来，我觉得是很好玩的事情。

 

我是听杨洋说的，活动每天都要变不一样的场地，可能每一场活动计划都要变更。这其实是特别艰难，同时我觉得也是特别有意义的。其实，我想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朋友都可以发现现在中国越来越多特别冠冕堂皇的活动，从奥运会到世博会，到各种各样所谓的电影节。但是真正文化的力量、艺术的力量在被非常巨大地削弱。你发现任何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活动都很难做。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多人来支持真正有价值的活动，而不是去支持所谓官方的，所谓很正式的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很多人意识不到这点，在中国这个地方，以后不管文化也好艺术也好，最终没有落脚之地。

 

 

杨洋 Yang Yang：

 
刚刚Sridhar介绍他的影展举办的过程，我听了之后觉得特别的嫉妒。因为他这个过程是我十年前我想象十年之后我们影展会这样一步步走过来。但实际上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今天，这个事情并没有发生。

 

书怡还没有讲话，她曾经参加过我们第四届在宋庄举办的，也是我们台湾单元的策展人。所以她有一个和我们在一起算是成功的影展经验，然后这次又有一个，也不能说不成功吧，就是比较波折的一个经验。我想让她谈一下她的感受。

 

林书怡 Sophie Lin：

 

在我讲之前我可以问Sridhar一个小问题吗？就是我想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如果说那个影展可以那么顺利办的话，其实跟2009年那个法律改变一定有很大的关系嘛，尤其是刚刚Sridhar也提到说就是1990年代，就是放那个女同志片那时候，人家很多激进团体放火去烧戏院，不论是民族主义的分子还是宗教分子去烧戏院如果说九十年代末都还是这样子，那为什么2009年法律就可以改变？

 

Sridhar:

 

在我回答书怡的问题前，我想先对杨洋说一些。我们的电影节很成功而且也在向一个很有意思的方向在发展，可是我很担心它变得商业化。我在这里看到的、感受到的大家的热情在我们的电影节上却在减少。人们来看电影，电影给人们带去有益的价值。我不希望五年之后如果我还在办电影节，可是来看的人们不珍惜它和它的价值。

 

现在来回答书怡的问题：法律不是一夜间改变的。如果真的去追溯到它的开始，那可能是20年前的事情了。还有另外一个改变也用了16年。另外还有两种支持是在影响制定法律的人方便的。

 

现在我们使用的一种比较成功的做法，也是别的很多国家也采用过的，就是我们不是从一开始就仅仅说这是为了同性恋的权利。我们把同性恋权利和健康问题，像艾滋病，一起提出。所以这让我们实际上有了一些可以从根基上去斗争的东西。我们还用艾滋病相关的平台去提高公众对同性恋和变性人的认知。这样就创造出某些平台，去建构我们所希望建构的东西。.

 

这次另外发生的一件事是，他们曾经说我们不能把在同性恋和变性人群体里控制艾滋病联系在一起，因为同性恋和变性人是地下的，是不可见的。但现在这是我们一个强有力的论据。近年来我们在在墨西哥召开过一个艾滋主题的国际会议。我们的卫生部部长终于站出来说同性恋不应该是犯罪，否则我们卫生部无法进行合法的艾滋病控制工作。

 

所以很有趣的是，当卫生部部长站起来说这些话的时候，整个法律就受到了挑战。政府和司法部门都说我们不能改变法律，因为改变之后的法律就是扇了文化一巴掌。我们在那个情况下，法庭就说，卫生部主张改变，司法部主张不变，那你们最好先内部统一一下意见再说。

 

所有这些争论之后，最高法院关注的重点还是在于人最基本的生活权益。这个权益跟性、爱，或者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是我们生存的基本权益、我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因为我们不合法，所以得不到相应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健康保障。

 

最后说一句：最终法律同意说，同性恋私下在自己的家里是可以的，可是现在又有一些组织出来反对。这个案子已经到了高一级别的法庭。现在它还不是一项正式的法律，而且如果最高法院不通过，我们可能又要退回到原点。不过现在这个法律已经落实到整个印度。所以我可以用这个法律来说话。虽然现在它还不是正式的法律，我们已经在努力把它变成一条真正的法律。

不好意思说了这么多，因为我们的历史真的挺长的。

 

林书怡：

 

谢谢Sridhar, 我认为我们需要你这样很详细的解释。

 

我觉得台湾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在放同志影片的时候从来没有像今年在北京放同志片这样子被国家盯得这么紧。在我所知道的在台湾第一次有比较多同志题材影片的、比较大规模的放映应该是1992年金马影展Golden Horse Film Festival的时候，有一个单元是同志片单元，是一个香港的朋友林奕华在台湾策划的。在台湾，同志影片的放映是会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比如说金马奖的一个单元。或者说在1993年以后的女性影展都是会放一些女性电影，但是总是有女同志的片子。之后90年代末期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同志组织起来比如说Gay Lesbian Hotline。他们也会不定期的放一些，可能是一两部同志片。有时候他们会把同志片带到全台湾的各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去做教育性的放映。就是先放片之后做教育，教育性质的放映。也有像陈俊志导演，像他在1998年就公开在戏院放映《美丽少年》，然后之后我们有些影展他只要有拍片，他都一定会去放。所以有一些私人的管道，有一些NGO管道，有女性影展的管道，有比较像金马奖这种艺术片的管道。所以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大的同志电影节。但是就有这些零零碎碎的管道在发生。所以像这一次，就是杨洋一直觉得说好像打游击战，好像对大家很不好意思，可是对我来说，如果不要自己给自己太大心里压力的话，其实就把它当做一个教育性的在北京的巡回影展这样。

 

看到今年这个到现在为止一直在游牧的同志影展，会觉得两年前在宋庄，在朱日坤他们的照顾之下让影展得以平顺的举办经验，特别值得珍惜。我觉得今天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人都很想讲话，也想分享经验。但是我会很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可以稍微集中一点，接下来在北京或者在中国，同志片可以怎么样更有效地、顺利地继续放下去。我会很希望大家集思广益来想这个事情。

 

钟德胜 Simon Chung：

 

我想说一下香港的情况。那同志电 影节到现在为止已经办了20多届了。我们面对的问题是跟你们相反，就是没有人理会，就是apathy。

 

 

对我来说，同志电影节在香港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比如说去年我只看了两部戏。然后，这两部戏后来在电影节以外也有公开的播放。所以电影节在香港来说已变成一种单纯的放映活动，不再是一种社会活动。我觉得你们还能保存这方面是很可贵的。

所以对我来，在现在这个电脑互联网的世界里面有很多渠道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片子。如果单纯是做一个放映的活动的话，我觉得同志电影节是没有太大的意义。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是组织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人，做一个文化交流，做一个社会性的活动、运动。这个是香港比较缺乏的东西。

 

杨洋 Yang Yang：

 
我有很同意你的这个说法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也在讨论是不是可以把电影节办成我们不用到一个场地大家一起来看，可以大家，比如都是同一个时间，大家都在自己的家里面我们在网上看。同时看，看完了以后我们再找地方去讨论或者直接在网上讨论。但是我觉得如果这样做的话，这样一个公共的空间，酷儿的公共空间就没有了。那就无所谓，大家可以买碟去看可以下载看。

 

Sridhar

 
可能我还不够有阅历来，不过我可以提这样一个建议。我认为建立一个可以有利于构建公众言论的联盟会很有用。我们的电影节之前请到过一个孟买很主流的电影节主席。他没有做任何事，只是借给我们他的名字用。他是孟买最大的电影节主席。他去跟媒体讲话，就算一句都是很有用的。所以我建议你们来建立这样一个关系网，也许随便某些酷儿人群都可以。这将会是很重要的一步。

在我们的第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我们邀请到了一个很大牌的宝莱坞女演员。她穿得很漂亮很隆重的来参加我们的发布会，而且声称自己支持这个电影节。第二天每张报纸的头版头条都在说这个女演员参与组织了这个酷儿电影节。

 

Stijn：

 
有没有一个中国的明星公开的支持酷儿电影节？我觉得是没有。中国的明星没有很公开的支持过LGBT的运动。

 

 

钟德胜：

 

在香港，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很喜欢找一些明星去这样子的活动。但我们的问题就是第二天报纸永远都不会报道我们的活动，只会报道明星的曝光新闻呐这一些。台湾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平和化、娱乐化所有文化的活动。所以这就是一个危险，跟其他的机构合作也有这个危险，就是你的活动会给蹭掉。

 

Stijn：

我觉得好多人也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回归主流还是保持酷儿这样一对矛盾，其实也可以考虑要不我们就做一些很主流的电影，然后有一点点gay的东西在里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看一下能否得到政府的同意。但是同时也会丢掉social的酷儿的多元化的这个概念。就怕会像在香港那样太主流，在中国也可以考虑一下可不可以主流，或者说就我们一定要做酷儿。在欧洲其实他们也有酷儿运动，也是跟主流相反的，他们也是地下。

 

 

Marie Vermeiren:

 

目前在布鲁塞尔情况就比较好。我们在一个地方有四个电影节，都是关于性别主题的，跟这边的情况不一样。我们有很主流的男女同性恋电影节，有粉红银幕多元化的性别影展，我们也可以叫它是酷儿影展，还有女性影展，和一个两年前才开始有的很小的跨性别影展。很有意思的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做那个粉红银幕影展。就像你说的，我们要挑战主流，因为在主流的同性恋不够酷儿，这并不完全是社会意义上，而是更多政治意义上的，为什么我们要办这样一个电影节。它的存在在这个社会上为什么是重要的，我们在组织它的时候桌面上摆着的问题都是什么。并不只是两个男孩、两个女孩睡在一张床上的问题，也是那些同志电影人和跨性别电影人视角的问题，他们能提供给我们怎样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社会模式。同时这也是一个对立于私人空间的集体空间的问题，是不是你一个人或者跟你的朋友在你自己的房间看DVD就足够了。集体性也是具有很强政治含义的。所以在一起共同看一部影片，一起讨论，不管是下雨也好怎么样也好，能够想办法进入一间影院去看一部电影，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

 

Barbara Hammer:

 

我有一个问题，提给杨洋还有所有在这儿生活的人。Sridhar提到的用艾滋病作为一个方法与政府沟通的话，我知道政府关注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所以也许可以有一个“艾滋病电影节”。我之前做过一些关于艾滋的电影，所以也许可以用艾滋作为一个切入点去获得政府的许可。或者即使不能做“艾滋电影节”，也可以做一个“健康电影节”，然后艾滋是电影中的一个主题。然后同时也放映一些比较地下的电影作品，就像这里的一样。

 

杨洋：

 
我们的经验是这些方式我们都有部分的尝试过，比如说在第二届的时候，我们还是在北大做，我们当时跟团委报批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是一个跟艾滋病有关，而且当时确实在北京一个有名的艾滋相关的NGO，他们在北京正在开一个年会，我们邀请年会的与会者也到我们这个电影节来看片。当时就说是一个有关艾滋病宣传教育片的放映活动。当然我们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只是我们报批北大的一个理由，只是这样说而已。也许我们下次应该真的尝试一下，真的把这个主题的片子集中收集。我觉得是一个将来我们策略的选择吧，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成功。

 

林书怡：

 
我想问一下，艾滋的问题在中国政府那边还是一个要小声说的事情么？

 

朱日坤：

 
其实艾滋的问题更敏感，而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政府仅仅是利用了它所谓能够跟国际接轨或者说获取国际资源的方面，而并不是他真正去解决艾滋病的问题。如果你真的谈艾滋病，我觉得所遇到的问题会比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同志的问题，要严重得多。

 

Stijn:

 

当然艾滋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在历史上，同志机构在中国只是从03年开始真正有比较大的发展，就是因为03年中国政府承认了有艾滋病的问题，从那时候开始，他们慢慢地和同志NGO做一些工作。至少对男同志来说，对那些以艾滋为重点和与政府合作的LGBT 组织来说，他们可以获得健康方面的资助。但某种程度上，这还是一个敏感话题。另一方面，政府无法自己去处理这些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因为他们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他们需要这样的民间机构给他们帮忙。所以有这样双重的关系。

 

Sridhar：

 
在我们的电影节必须有一个艾滋病方面的项目，不然我们拿不到支持拿不到钱。现在我们的主要公司的支持也是一个安全套的公司，所以我们还是跟艾滋病有密切关系的。第二个，我觉得在北京或者在中国也好，LGBT的群体要做出努力。我今天看到50多个人在看电影，我确信在北京有更多的LGBT，所以要找一个方法让他们参加让他们努力。因为有越多人参与对政府或者媒体就是种压力。

 
谢萌：

 

刚刚在楼下听到崔子恩讲，我们过了今天就安全，因为周六周日是休息日，没有人会在意我们。我在想是不是我们可以找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比如春节大家都休息。当然，观众看电影要辛苦一点。但是可能那些安全人员他们也要回家团聚，可能也就顾不上。当然也可能另外一个方式，他们更加生气，因为过节的时候还被揪出来工作。

 

但是刚刚说的名人效应，我觉得是有一点点作用。因为我知道这个影展是上一次一个爱尔兰女演员Tilda Swinton，她穿了一个T恤，上面写着“我们要看同性恋电影”。然后她当时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参加一个爱尔兰电影放映。她穿了那件T恤去，有一些报道，我看到了。当然那不是一个国内的演员，但还是有一定作用。我不知道背后的故事，她怎么拿到。

 

杨洋：是我们的人找到她给她的。

 

一个英国观众：

 
我的问题是，我们刚谈到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电影节更主流一些。我好奇是否我们可以联系上一些非主流的组织，比如说性工作者，或者是农民工，也是非主流的社会问题的弱势群体，跟他们一起站起来。这个会不会得到支持，或者就更困难？

 

Marie:

 
对于“粉红银幕”电影节，我们的做法是每个月在城市中心的大影院播放主流电影，然后凭着这些主流电影放映赚来的钱办“粉红银幕”，这就是非主流的酷儿电影了。我们真正有兴趣的是播放非主流电影，但是我们必须同时做两者（主流和非主流的）。

 

 
朱日坤：

 

我觉得在中国所有的电影节也好，文化活动也好，它不是说一个主流或者非主流的问题。因为主流或者非主流，只是是一种方法。我觉得首先是你要坚持什么的问题，在中国你只要坚持文化的方向，你肯定就遇到这个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想去主流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想去成为一个主流的活动，它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要不就是商业的，要不变成主旋律的。我觉得在中国没有中间的道路。就算我想主流，在中国，让姜文来代言酷儿影展，或者哪个著名的人，他肯定是不会来的。第一个，他害怕，会损害他的利益。这跟西方社会是不一样的环境。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状态，然后去谈要不要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就像你说，要不要去跟媒体谈，其实花特别大的功夫和他们谈是没有任何作用，在我看来会浪费非常大的精力和时间。

 

林书怡 ：

 
我想问一下，在中国，管你主流非主流，文化非文化，同性恋就是不可以对不对？

 

朱日坤 ：

 
我个人认为，不是同性恋不可以。我认为政府并没有刻意打压同性恋，而是这种东西代表所谓“自由化”的思潮和方法。如果他拥有这种东西，那社会往自由和民主的方向去走。并不是说他本身对同志或者说对同志或者同性恋是支持或者反对。我觉得这个问题最终来说不是同志的问题，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林书怡 ：所以今天如果是一个爱情故事，里面有一个很次要的同志情节，也不行对吧？

 

朱日坤：我觉得是可以的。说不定也能获得票房。

 

林书怡：有例子吗？这十几年二十几年。

 

一个本地观众：非诚勿扰。

 

朱日坤 ：媒体不能宣传一个好的东西或者一个坏的东西，而只能宣传一个主旋律的东西。我们中国不能宣传民主。

 

Barbara Hammer:   你们该怎么继续？你们能继续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帮助你？

 

朱日坤：

 

刚才大家说要主流，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所有要做的是寻找你的支持者。比如说，你是支持我的，我需要你支持我。我觉得酷儿影展不是要去做什么主流的东西，而是说我们告诉大家我需要你支持我，要去扩大你支持的人群。比如今天50人，明天100人，后天1000人支持。用这样的方式去扩充它的影响力或者坚持它的方向，而不是去改变你的各种策略，变得自己面目模糊。

 

Stijn: 如果不做主流，我们可以下次只到酷儿的群体宣传。

 

朱日坤：

 

我们认为到达大众的方式只有大众媒体， 但是这样的活动永远没有办法通过大众媒体宣传。但是现在在互联网上看起来是很多人，但是其实是非常小众的。就像中国现在用微博，用这样的网络，跟大家用手机用Email是一样的。我觉得现在的传播已经不是过去大众传媒的年代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考虑什是事大众，而是怎么尽力去做宣传。

 

闲 ：

 
刚才听了很多朋友的讨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也很有收获，我也分享一点我对影展的看法吧。我觉得北京酷儿影展面临的最主要的困难其实有两大部分。有一部分，我不完全同意朱日坤的看法，就是同性恋议题在电影届依然还是一个明文规定的不能放映、必须要删减修改，在2009年吧，最近的一次广电部的文件中，第十八条，有明文规定。所以从电影这个角度来看，同性恋这个主题或者说性多元化主题其实还是在中国被禁止的。

 

我刚补充，哪怕再主流的同志电影，就比如奥斯卡的《断背山》也是被禁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确实酷儿电影节遭遇了一个很大的困难。第二个困难，我非常同意朱日坤，北京酷儿影展从最开始就是一个独立的、民间发生的，在这个意义上是跟独立影展是本质上一致的。在中国，大家也知道，这种自由表达，民间独立发生的电影，其实不管你是什么，总的来说都是被严格控制的。像朱日坤一直都是在做独立电影，所以也是做得很不顺。这也是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在中国都是挺难被撼动的。当然我们的北京酷儿影展，在过去十年，我所知道的同志活动，是唯一一个坚持跑下来的，不管多么地头破血流。

 

其实针对刚才我说到的两个困难，我觉得其实有不同的策略去应对。我这几年参与的“酷儿影像巡展”为例，其实是可以发展多元的策略。可以是主流化，可以是艾滋，或者可以是非常独立、非常酷儿，管你观众是谁，来多少人，管你警察来不来。我觉得其实多元化也许是一个比单一的策略更好。

 

所以我们那个酷儿巡展也是有点像北京酷儿电影节的孩子。去做巡展，北京酷儿电影节很早就有这个想法，因为一直都是北京的同志们有福气看这个电影，外地的没有机会。所以2008年我们开始做。

我们就是特别开放，就是多找朋友，谁愿意和我们合作，我们都欢迎。所以我们的对象，基本上分三种类型：一种是同志社区，我们确实尽可能找不同的同志组织，男同志女同志，或者就是个人愿意在当地做，我们都很欢迎。第二种是大学，在学校里，这几年有同志的活动，有一些在同志组织在校园里做。我们觉得把酷儿电影带到校园和年轻人交流很重要。第三种是独立电影的咖啡馆小酒吧，更加民间文化的场所。有的时候，他们也感兴趣，因为我们放的酷儿电影也是独立制片嘛，他们也感兴趣。

 

这个巡展确实跟北京酷儿影展是有不同是因为资源有限，不可能有那么多影片，包括请到那么多导演。所以其实整个巡展资金也是很少的。很多时候我们导演都得坐火车硬卧去那个地方。但是另外一点，确实它让很多不同人群看到酷儿电影，在让人们看酷儿电影这个层面上，做得还不错。

有趣的是，刚才说到的艾滋，就是关于性健康的话题，我们在巡展中有遇到这个情况。很多地方，他们觉得单独做酷儿电影展挺难，他们也希望把它包装成一个艾滋健康活动。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一个省会城市，一个电影放了上半场，刚看完几个挺艺术的片子，中场休息的时候，忽然来了工作人员说“大家来验血验血”，验完血，“好，我们下半场开始。”

 

但是说实在，在我们经验中，我觉得把酷儿电影，从文化的角度，和艾滋结合起来不是很容易。所以往往觉得很奇怪。我们的电影传递一种信息，但是在艾滋的背景下，就特别古怪。而且很多时候，很多艾滋组织必须要和政府的CDC合作，而政府总得来说，不希望你们同志谈任何权益，跟健康无关的权益议题。他希望只是做验血啊，发安全套，其他的酷儿文化不要提。

所以我也不是对于在中国把同志议题包装在艾滋框架下特别乐观。

 

 
杨洋：

 
就是听大家说这么多我也开始在想，我在反省我自己，因为十年来我都是作为这个影展的组织者，我在想是不是我一直有点关在家里在想，我要这个影展什么样子，我是不是强加了太多我自己的个人意识。而且刚才也是大部分也是策展人、组织者在讲，我知道现场有很多社群的人，然后社群组织的一些领导人，然后你们其实是电影节的观众，我现在可能想听听大家作为观众，作为社群，你们想这个电影节是什么样子？

 

LES+ 文子：

 
虽然我是作为LES+代表，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说，其实我接触到这个范围东西，时间还特别短。但这次影展从筹备到后来组织的过程，我追踪了一下，也知道有多么困难。我刚才听了这么多意见，这是我自己纯个人化的想法：我觉得咱们这个形式是非常好的，但就是在执行层面遇到困难，但是把人分散，可能是在好几个地方同时举办这种活动，在同一时期之内，不会引起那么大范围的关注，可能在执行层面上会更加容易一点。这是我听完他们后的一点建议。刚才闲也说到了很多问题、很多阻挠，这的确是我之前，因为接触时间特别短所没有特别顾忌到的。

我觉得同样作为文化传播这个范畴，据我所知，LES+历史上也不是特别顺利，也曾经遭受过阻碍，甚至停刊。但是，我个人感觉，政府不会总是关注着你，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可以继续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对这个影展一直可以持续下去，我还是非常乐观的。

我觉得这次特别好的就是酷儿影展集合了很多同志组织的力量，不仅仅是你们在做，LES+也在帮忙。以后就集合大家的力量吧。在文化传播方面，我觉得这是最有效的能够推动公众认识、建设社群的方式。不管对方什么想法，咱们自己人要团结起来。

 

LES+张婉婷：

 

文老师讲的话我都很同意。我从执行层面对她的伟大设想提供一些小细节的支撑吧。我之前加入LES+也是非常晚的，从4月中旬开始办活动。之前办的都是像party一样的事情，没有真正进入过编辑层面。办Party的时候，不会感到有任何政府干预。这次做酷儿影展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边缘和弱势群体的感觉。然后就马上让我觉得做同志运动是多么有意义。因为这个文化产品的影响，哪怕仅仅是一部作品，或者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我觉得她可能远远超越我们办无数个party。

她刚说这个影展集合了很多同志组织，但我觉得恰恰并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既是（北京同志）中心的志愿者又是酷儿影展的志愿者，这次之前主要在LES+（做志愿工作）。不同的圈子里面大家掌握的是不同的同志群体的联系方式。我在想怎样一个平台能够把北京所有的同志都集中起来。即便我们不能做成大众传播，做成小众传播也是可以的。但是这次活动，让我感到非常愤慨的是小众传播也很难做到，这是连同志社区内部都很多人错过这个非常重要的难得的机会，这是让我觉得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各个主要的同志组织能够把自己掌握的同志社区内部的信息汇聚到一起，然后我们的情况可以及时跟大家说，要怎么去看。或者如果分散的话，我也同意，但是我不知道这个DVD可不可以有好几个拷贝，然后可以在不同地方放，就好像我们不同的组织办一次活动一样。这个当然也是挺可行的，我希望下次办的时候能够有更多观众来看。

 

淡蓝网小林Xiaolin from www. danlan.org：

 

我很同意刚才LES+两位的发言。因为我之前在我的大学生涯里面是从事性研究的，我们也遇到LES+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所做的那个研究成果，只限于会议室里面的少部分人所流传知道，而大多数的，别提大众了，即使是同志社区内部的人群也未能够了解我们研究成果。我想酷儿影展遇到的问题和我们在性与性别研究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

于是我就来到北京从事同志社区的工作，我在淡蓝网工作，一个同志组织。这时候，我作为一个商业网站的工作者，同时也是社区组织的工作者，我所涉及的独立电影的生存状态，我也有另外一个感想。我们这种酷儿影展的放映方式，是不是可以跟商业挂钩。就像上次淡蓝网成功地将《孤火》非常商业的同志电影成功发布出去，通过网络的DVD销售，使它的独立摄制独立电影得以生存。这种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

 
Barbara Hammer:

 
不，不，不， 不….我们是说“不”的人们。因为我们用一种实验性的方式在生活，我们是酷儿，我们必须有一个实验性的电影节。

 
Marie Vermeiren:

 
现在在网上什么都可以买到，包括游戏、毛片等。所以我们的酷儿影展和LGBT电影节不需要这样做。另外，再重复一次，在网上办，就不会有讨论，不会有集体性，这意味着不会有推动性的运动的力量。

 

 

林书怡：

 

我想同时回应刚刚Les+和淡蓝网这边朋友的说法，刚好都讲到我心头之痛。其实就我们台湾女性影展今年要办第18年的经验来说，我们每一年，就近几年来的好多届，我们每年一办就是十天，而且做得很大，宣传都没有人会挡我们的。主流的报纸电台都会帮我们。你只要有眼睛有耳朵大概就应该不会错过我们的宣传。可是每年还是会有台湾的、台北市的妇女团体的代表，可能某某律师兼任某个妇女团体的理事长跟我说：“哎呀书怡啊，好可惜啊我们今年都错过了一部都没看到。”就是说我觉得你刚刚说如果要把北京所有的同志团体都结合起来，那为什么我们很多团体还是会错过这四天的放映。我告诉你，你放20天都还是会有人错过。所以我觉得那种团结表面看起来是很好，可是是假象。如果要把所有在北京的同志团体都结合起来去做一件事情那肯定是出了大事情了。

 

刘莉莉 Lily：那可能是你们被抓了…

 

林书怡:

 
你不要期待着同志团体都会团结。这种团结起来肯定是出大事之后这种团结。那我会觉得，我先不要跳到那边去。我还是觉得做一个影展，有大一点的宣传，或者是有国际的导演来，或者说你有一些补助给偏远地区的观众或者导演。让它有一个全国性的感觉，让它有一种国际化的感觉。另外就是说，我觉得我从前年开始，这是特别说给Simon（钟德胜）听的，不晓得他在不在。前年我说，我就觉得北京酷儿影展放映影片为什么比我们台湾女性影展更好。我觉得是更好是比较性的，或者说比香港同志电影节有趣，就是说在于你们的多元。你们会有一些看起来好像很粗糙，对不起，像下午放映的《石斑》那样的片子，我看了有点坐不住，可是看到最后还是觉得很好看。就是说，比如演员还是很生涩啦，导演还是很不连续，可是它剧本什么的就是很有趣。今天下午放的每一部国内的片子的我觉得都有一点以上原因让我觉得很值得留下来看。所以说那个多元性的本质很重要，影片本身的多元性很重要。然后就回到你那个问题，我觉得商业是后面的事情。因为反正你再怎么主流，就像刚刚闲说的《断背山》你也不可能放映啊。所以商业是后面有人要收割就去收割，导演以后找到谁去卖片可以赚钱最好。今年我还没有看到，像比如说前年用《无声的风铃》那样很优的国产片做开幕，然后中间带很多比较独立的小片或者实验片，我觉得这样下去我会一直很期待，期待你们一直维持像这样子多元选片的本质。但是回应到刚刚后面哪位说到联合性工作者的议题或者说什么议题，我觉得也许不要那么地沉重。比如十年前，我一直跟很多人说十年前，我跟lily来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女同志的文化大会。那时候是会还没开成功就被赶跑。那几乎是大家根本没有办法可以聚会。就只有到一个人小小的家里去看一下午的片子，那之后就没有了，大家就整个出去玩去旅游了，不能再看片。所以跟那次十年前比，我不觉得今年是没有进步。我觉得今年的组织者是聪明多了，又有经验，又多了坚持，事实上是很有进步的。当然我觉得题目也许可以换，换比较轻松的，比如说两年后你说我们是和谐同志，或者进步同志，或者说健康同志。我在想有没有办法把今天下午的这些影片归类是某种健康，如果说身体健康，心灵健康。就是说你在打北京酷儿影展的（大标题）的时候，你也玩嘛，玩某些单位吧。说我们有一个和谐的主题，比如说心灵和谐，社会和谐，爱国和谐，你就在题目上这样玩，他们可能会松懈。当然这个是很无厘头的建议啦。

 

杨洋：

 
我觉得我今天这一晚上听完了之后我是首先当然是非常感动了，然后另外我是对我自己十年来我觉得我的一些立场我所坚持的东西然后我今天得到了一些应征，所以我觉得，因为我在写，我在给电影节写致辞的时候我其实是觉得我在写一个遗言一样。因为我在说，说不定是我最后一次参加酷儿影展。但是像今天这晚上过后我想明年可能，两年后如果破波当主席再做影展的话如果需要到我，我还是会帮他一起做的。

 

 

 

文字录入：舒璇

整理：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