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 《安静的力量——黄玉珊的女性三部曲》The power of quietude: Huang Yu-Shan’s female trilogy

2015年1月5日

《安静的力量——黄玉珊的女性三部曲》

刘亚玉

 

The power of quietude: Huang Yu-Shan’s female trilogy

Liu Yayu

 

无需置疑,女性导演比男性导演更能揭露女性的生存境遇中赤裸裸残酷真相的一面,黄玉珊的电影坦诚地将女性自身“不完美的真实”呈现在银幕上,而这些弱点转而又成为她们的小宇宙爆发的内在动力。

 

黄玉珊导演的女性三部曲全然抛弃了男性主导的视点,讲述台湾社会变迁中的“她史“。她的第一部影片《落山风》彰显了女性对自身情感、身体的控制权。影片根据汪笨湖的同名小说改编,在佛门禁地上演了一出“不伦恋”,讲述了一个从封建家庭流落到寺院的女性,她用自己的身体反抗来对抗父权的压迫。被封建家庭抛弃的妻子带着不能生育的愧罪感来寺院修行,却在最后意识到自身的完整和男性的不完整,完成了一个自我认同的过程。

 

影片淳朴而唯美地展示了女性的身体,导演让姜受延对着镜子端详自己,试图激发她在镜像中寻找自己内心被压抑的情感和欲望。在性爱场面中,女导演展现出了与男性导演不同的视角,建立了一种女性主导的情爱关系。这种反转的性别关系建立在女性自主身体书写的自觉意识之上,她建构了女性“精神出走”的全新面貌。

 

在《落山风》之后,小说改编加情色曾一度在台湾成为电影票房的保证,其中不乏跟风之作,颇有哗众取宠的意味,很多以“身体解放”为噱头消费女性身体的后起之秀与黄玉珊最初呈现女性身体的初衷相去甚远。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意识营造出对幸福身体的共同幻想,而“欲望的身体”被安置进了一个理性结构中。

 

《双镯》根据福建作家陆昭环小说改编,导演将它进行了本土化的融合,描写台湾的原住民惠安女,在已经逐步实现民主化的现代社会,偏远的渔村中女性仍忍受着传统习俗观念的压迫。后来有很多影评解读常常将这部影片当做同性恋电影来做分析,但从黄玉珊导演自己的创作初衷来说,她当时并没有这样主题先行的概念,最初她更加着重于表现姐妹情。然而,导演虽没有女同志理论的主导意识,却在影片中探究出女性同志生成的一种可能性。导演在无意识中,用到了“天生”(by nature)、“后天”(by culture)、“选择”(by choice)三个范畴来界说女性的性取向。

 

影片中透过惠花的视点看到了台湾落后的渔村地区的封建婚姻体制对两性的迫害。在传统的伦理关系中,年轻的女性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她被夹在一个紧张的、甚至是相互仇恨的家庭关系中,包括婆媳、夫妻、母女之间的矛盾,而黄玉珊导演将家庭中不可告人的暗面曝露出来,使人惊觉其中隐藏的某种反抗力量。

 

《双镯》的结尾,惠花和丈夫一起到他乡打拼,似乎喻示着女性要进入都市文明才有救赎的可能,这恰好与她的下一部作品《牡丹鸟》产生了内在的衔接。电影《牡丹鸟》中导演用母女两代人的生命经历记录了台湾从农业到工业社会的变迁,这也象征着女性导演的影像中,乡土文化的萎败解体和都市文化的重新建构。故事可分成两段,前半段由女作家陈烨的《黄金之旅》改编而成,后半段则加入导演自己的情感体悟。她突破了以往的线性叙事,用跳跃的时空穿插,从女儿书琴的视点来讲述故事。

 

对于置身于1990年代的台湾女性来说,情感已经不再是她们生活的全部依托,自我追寻则是更重要的议题。女性从封建的乡村制度中踏入工业化的城市,从思想度独立到经济独立,已经彻底摆脱了笼中鸟的命运,即使离开供养的人,依然可以适应社会发展事业独立生存。这部影片延续了“出走的女性”的主题,不同的是,电影《落山风》中女主角是从被动到主动的出走,而《牡丹鸟》中的两位女性从一开始就带着强烈自觉意识。

 

《真情狂爱》更加直面地讲述一位从事色情行业女性的残酷青春和坎坷的生命历程,其中蕴含着更深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宗教情怀,影片改编自慈济义工陈爱兰的真人真事,导演经历了数年田野调查,将素材反复思索整理成为影片中的故事。

 

这部影片与1980年代后期台湾妇女团体发起的“反对贩卖人口——关怀雏妓”行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台湾的妇女团体第一次集体抗议女性人权被剥夺走上街头抗议。影片对于问题少女、雏妓的生成,从家庭和社会各个层面探究原因,批判了台湾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传统家庭结构的崩溃和教育体制的弊端,阶级分化已经由、家庭、学校延伸到整个社会。导演用一种极其冷静的旁观视点来拍摄,试图充当小兰生活的记录者,拒绝低俗的煽情,也不乏极其写意狂想的段落。

 

黄玉珊导演善于用平静的电影语言中触及着深层的精神冲突,她不断地反思着时间变换所带给人的无序感,试图在随波逐流和标新立异中找寻一种平衡,她在自我的内在抗争中逐渐走向了理性思辨的道路。